当代，低空经济已经成为众所瞩目的新兴产业。载人无人机、垂直起降直升机等新型航空器层出不穷，为人们的交通出行、物流运输与作业生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人们早已习惯这一科技的存在，并对其发展前景抱有持续的信心。
然而，在莱特兄弟1903年成功之前，飞行器面临的是一种根本性的质疑：比空气重的机器究竟能不能飞？这几乎成为了科学界的共识。即便在莱特兄弟试飞成功之后，这一质疑仍持续了数年才被逐步打破。
科学界论证“不可能”：以数学与物理之名
1888年，加州大学地质学与自然史教授约瑟夫·勒孔特宣称“纯粹的飞行机器是不可能的”，并提出了三条“不可争辩的事实”：动物飞行的体重上限不超过五十磅；人造机器不可能比动物机体更高效，因此飞行机器的重量上限也不超过五十磅；而任何载人飞行器连同燃料和工程师，重量不可能低于三四百磅。这一推理在逻辑上看似严密，却忽略了一个关键变量：内燃机的出现将彻底改变动力与重量的比值。
勒孔特并非孤立。航空史上最著名的否定者，当属威廉·汤姆森与西蒙·纽康。
曾任伦敦皇家学会会长、被誉为现代热力学之父的开尔文男爵威廉·汤姆森，曾坚定否定航空飞行器的可能。1896 年，他在拒绝加入英国航空学会的信中写道：“对于气球以外的空中航行，我没有丝毫信心，也不指望我们听说的那些试验会有任何好结果。”1902 年接受《纽约报》记者 Garrett P. Serviss 采访时，他也表明说：“任何气球、任何飞行器都永远不会在实用层面取得成功。”
西蒙·纽康则是美国航海天文历局台长、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，在当时拥有极高的学术权威。1903年，就在莱特兄弟成功飞行的同一年，纽康撰文论证动力飞行不可能实现。1906年，他仍然坚持这一判断。他写道：“证明任何已知物质、已知机械形式和已知力的形式的组合，都无法结合成一种可供人长距离飞行的实用机器。”
纽康的女儿后来在《纽约时报》上撰文为父亲辩护，指出纽康的论述基于当时“已知形式的机械”和“蒸汽或电力驱动的动力”，而“只有在发明内燃机——即一种新的‘机械形式’和新的动力之后，人类才能飞行”。这一辩解有其道理，但它恰恰说明了科学界做出否定判断的典型局限：以现有技术条件为边界，将暂时的不可能误认为永恒的不可能。
政府的审慎与退缩：兰利飞行器的教训
除了科学家们的质疑，航空器的研发与发展也没有得到政府稳定的肯定与扶持。这与政府对风险规避的考虑有关。
塞缪尔·兰利时任史密森尼学会会长，曾出版《空气动力学实验》提出飞行器理论，并在1896年成功试飞无人飞机模型。随后，兰利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五万美元的资助，用于研制“飞行者”（Aerodrome）。然而，1903年10月7日和12月8日两次试飞均因弹射装置故障而坠入波托马克河。
兰利的失败产生了深远的制度性后果：同年12月17日，莱特兄弟成功完成实验。当他们随后向美国陆军军械委员会推销他们的飞行器时，委员会明确表示，只有在成功的公开演示之后才会考虑购买——兰利项目的失败“在每个人心中仍然记忆犹新”。莱特兄弟为了保护技术，拒绝在签订合同前展示技术，谈判破裂，最终转向欧洲市场。
兰利本人的遭遇也极具象征意义。试飞失败后他受到了媒体铺天盖地的嘲弄。据记载，兰利对友人说“我毁了，一生是个失败”，并在两年后去世。兰利的失败强化了一种制度性保守：在航空这种高风险前沿领域，公共资金的支持变得更为谨慎。
法国政府的态度同样如此。电气工程师克雷芒·阿德尔（Clément Ader）在法国政府资助下建造了大型蒸汽动力飞行器，并于1897年在萨托里军事基地秘密试验“三号飞行器”（Avion III)。有目击者声称，“飞行器起飞后很快就破碎了”。法国政府在已投入超过六十多万法郎后拒绝继续拨款，最终阿代尔放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。
媒体的嘲讽与怀疑：一场“骗局”
媒体的否定在莱特兄弟案例中表现得尤为持久。1903年莱特兄弟实现了成功飞行之后，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目击报道并未出现在《科学》《自然》或《纽约时报》上，而是刊登在1905年1月《养蜂集锦》杂志上——主流科学媒体和新闻媒体要么不相信，要么不感兴趣。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否定。
1905年，法国媒体《汽车报》报道莱特兄弟成功飞行后，巴黎方面普遍持怀疑态度。由于缺乏公开演示，大多数法国航空俱乐部成员认为记者被骗了。1906年2月，《纽约先驱报》巴黎版发表了一篇尖锐社论，题为《飞行者还是骗子？》。文章直言：“莱特兄弟要么飞过，要么没飞过。他们要么有一台机器，要么没有。事实上，他们要么是飞行者，要么是骗子。飞行很难。但说‘我们飞过了’很容易。”
1908年5月，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，开篇写道：“飞行机器，无一例外，都迅速证明了那句格言的真理：‘上升之后必有下落’。”文章承认未来世代或许对航空旅行的怀疑会减少，但仍断言“远距离客运飞行器的梦想……可能永远不会实现”。
同月，该报还报道了德国航空专家对莱特兄弟的批评，称其此前的飞行声明的“骗局”已经“彻底落实”，因为一次坠机事故“彻底揭穿了莱特兄弟此前每次飞行二十英里的传说”。
几年之后，人们才普遍接受莱特兄弟确实驾驶他们的机器飞行过。毕竟，当包括西蒙·纽康教授在内最博学的教授们已经“证明”动力飞行是不可能的时，谁敢提出这样的主张？
文学界的复杂态度：凡尔纳的“疯狂”隐喻
20世纪初，正是科幻小说崭露头角的时代。一些作品中对飞行风险的渲染和对飞行者的塑造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公众认知。
在儒勒·凡尔纳的短篇《空中历险记》中，主角被一个自称“殉道者”的疯狂科学迷劫持，被迫经历高空险境。这位科学迷在狂乱中列举了气球飞行史上的死亡案例：1819年布朗夏尔夫人在气球起火后坠亡，赞贝卡里在多次事故后最终殒命。凡尔纳借疯子之口讲述这些悲剧，其效果是双重的：既呈现了飞行探索的勇气，又将科学迷刻画为不顾后果的偏执者。
这种刻画方式在当时的通俗文学中并不罕见，它将飞行与危险、疯狂和死亡联系在一起。再结合同时代学术权威、主流媒体对发明家们的嘲弄，一定程度上在公众的心理层面构成了一种阻力。
然而，文学界对航空的态度是多样的。H.G.威尔斯在1902年就预言：1950年时将出现可用于战争的、重于空气的飞行机器。但他同时预期这一观点会招致“相当的嘲笑”。这说明在当时的知识氛围中，相信航空可行本身就需要勇气。
航空飞行器在发展初期遭遇的否定与阻碍，既有来自学术权威的怀疑，也有来自政府的不信任，还有媒体对事故与失败的放大报道。然而回到历史现场，这些否定并非简单的“愚蠢”或“保守”，而是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当技术的临界点尚未到来，社会应当如何看待科学与行业的可能性？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，人们又该如何以审慎而精确的态度面对新的技术焦虑？或许20世纪航空飞行器的初创者们，恰能为我们提供答案。
引用：
1.To Major Baden Baden-Powell, in reply to a request to join the moribund Aeronautical Society, Correspondence of Lord Kelvin.
2.Utter Impracticability of Aeronautics & Favorable Opinion on Wireless, The Newark Advocate, April 26, 1902, p. 4.
3.Negative Science and “The Outlook for the Flying Machine”, Current Contents, Vol:3, 1997, p.155-166.
4.Patrick Luiz Sullivan De Oliveira, Ascending Republic The Ballooning Revival in Nineteenth-Century France, The MIT Press, 2025, pp.241-270.
5.Françoise LUCBERT, Stéphane TISON, L’imaginaire de l’aviation pionnière Contribution à l’histoire des représentations de la conquête aérienne, 1903-1927,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, 2016.
6.Jules Verne, A drama in the Air.
文：雷子妍
排版：雷子妍
